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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员的故事 -pg电子麻将胡了下载

法院内部有一条食物链:书记员—法官—庭长。


书记员,一群站在食物链顶端、扼住司法咽喉的女人(及少数男人),这是她们的故事。


这几年法院的新面孔来得太快太多,有些人已经没听过大姐姐的传说了。


但这个名号,着实是书记员界一块响当当的牌子。拿过业务大比武的冠军、录过全市书记员的教学视频、闯过院长的办公室拍桌子,一茬茬的书记员、法官助理、法官职业生涯的初,都在大姐姐手底下狼狈的走过几回。

 

“打过的字能绕地球一圈”。


山东法院书记员招聘pg电子麻将胡了下载放这句狠话的同时,大姐姐正吊着肿的跟猪蹄一样的右手,用左手单手敲着明天的开庭笔录。手腕腱鞘炎,书记员用手过度的职业病,据说严重的话右手落下残疾,以后是决计用不了键盘了。


我问她咋办,大姐姐叼着冰棍含糊不清地吹牛:


“姐用左手打的都比你说的快。”


这话可能还真不是吹,书记员考评上限是200字/分钟(95%正确率),这个记录,她入院的第二年就做到了。她的手速极限到底是多少,大家说不清楚,勉强知道的是那年全市比赛280字/分的成绩。这个速度彪悍么?220字是高级速录师标准,有效速度280,横扫商业速录江湖。

 

对了,大姐姐年芳18岁来院,至今来院18年整;手握400分的司法考试成绩单,离职的风声传了一年又一年,终于成了书记员中顽强的钉子户。


18年,她看着法院从那个破烂的小楼到搬进市里盖起高楼再到搬出市区,看着一个个小法官助理磕磕绊绊的成长为法官—资深法官—副庭长—庭长,看着一批批书记员年轻轻的来、轻轻地走,看着一年年当事人闹结婚、闹离婚、闹孩子归谁、闹遗产继承,自己也从小书记员,变成了资深书记员,然后,老书记员。


老的书记员。


依然开不完的庭,依然归不完的档,依然接不完的当事人的电话。要到什么时候呢?右手真的残废、碰不了键盘?那多少也算个工伤吧。

 

下面这段对话,在别人嘴里,也在她心里,已经有过好多次了:


“想离开么?”

“想啊,可是能去哪呢?”

“律师、法务、政府关系专员,哪怕是速录师,都比现在好吧”


每次,对话到这里,大姐姐脸上总会露出一种又是迷惘又是温情的表情:


“可是,法院是我的家啊”。

 


司法考试出成绩的那天,阿铮终于在早已准备好的辞职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
三年,阿铮在办公室住了整整三年。从20岁开始,不逛街不看电影不谈恋爱,一千个日夜,她熟悉中关村每一天的朝阳与日落。就这么个考试,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、科班出身的小姑娘,谈起来总是轻飘飘的容易,对书记员来说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山,至今考过的人,屈指可数。


阿铮觉得大姐姐是有些傻,通过司法考试的书记员都走了,她自己也是要走的,为什么不走呢?

 

她当然喜欢法院,也喜欢她的师傅们(书记员喜欢亲昵地叫自己的法官“师傅”)。他们从她什么都不懂开始,手把手地教她做人,督促她读书,在她生日的时候偷偷的给她塞红包,在当事人欺负她的时候把她护在后面。可是那些苦、累,甚至屈辱,阿铮也放不下。


当事人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时,都那么客气谦卑,可单独面对她们时就像是换了个人,呼来喝去颐指气使,她记不清多少次被律师挤兑:“赚的那么少有什么好干的,不如给我当助理好了”。


法官平时总是好模样的,但到了每年黑色结案12月,暴躁又焦虑的时候,书记员好像就成了一个出口,每天要巴巴等到晚上九、十点钟才能印制判决,哪里有自己的工作节奏。


法官助理呢,一样的年纪差不多的性格每天玩在一起,阿铮之前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,忘了是哪次,从别人嘴里听到了“我们”“你们”,呵呵,原来还是泾渭分明啊。

 

不过没关系,她终于跃过了那道印象中的龙门。


阿铮18岁来院的时候,一团混沌一无所有。现在她要走了,带着专升本的学历,带着司法考试成绩单,带着对法律流程的熟络,走进命运向她打开的那道新大门:从今之后,她可以做一名法官,可以做一名律师,可以用工资养活自己,可以终于不再低人一等。


后来,阿铮去了一家律所,合伙人对她很是不错,据说做的风生水起。她算是兑现了临走的那句话了:


“再见面时,是对手喽。”

 


北京的司法圈,有两所黄埔军校,一所军都山—学院路政法干部培训学院,盛产法官,一所北京政法职业学院,输出北京近70%的书记员。


和三位学姐一样,小花也从这里毕业。一名小小的95后,像一缕欢快的风,或是轻巧的云朵,在庭室里面自由又快乐地吹来飘去。


别人的局域网命名都是姓名,她的是“小花同学”;别人的办公桌上堆了乱七八糟的卷,她的桌子上一片打眼的粉红,电脑上还带着两只玫红色的兔耳朵;工作任务完成了之后要感慨一句“我可真可爱啊”,法官如果忘了赞美还要追问一句“师傅你还没表扬我呢”。


真是惯常的,小朋友的可爱、听话,和让人没脾气的没心没肺。

 

小花到后才知道,她差点惹出了多大的麻烦。


那是她刚入职的时候,法官开庭回来,看见工位上放着一打厚厚的、无遮拦的红色人民币,惊得声音都抖了。问花儿钱是哪来的,小姑娘欢快的说,“律师给的啊,他说要退赔被害人,我就拿上来了。”问多少钱,小花偏着头说“不知道啊,给我我就拿上来了!”


师傅真是一口老血堵在胸口,去年买了个表放哪去了?


想骂,可是骂不出口。虽然疏忽离谱得过分,可是自己何曾提前和小花说过半句?书记员缺得厉害,小姑娘来的天就匆忙忙地顶上了岗,边错边教,好像是没和她说案款不要经手,也没说过千万当心律师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。


清点了钱,一共18400,退赔款是18370,调了监控录像,喊来律师做了笔录,确认了钱数退了钱,这事算是有惊无险地解决了。


师傅把小花偷偷拉到会议室,“花花啊,今天你和我算是命好啊,否则的话可能都干不成了。如果律师说钱数不对呢,如果律师跟家属说钱给了法院没开票据呢,或者更险恶一点,如果律师拍了视频炒作,说法院和他私下要钱他才给的呢⋯⋯”


小花红着眼圈低着头,小小的心被内疚填得满满的。


她不怕犯错,不怕师傅说她,可她怕给师傅惹祸。

 

师傅宠她,庭里的哥哥姐姐疼她,小花是知道的。


虽然大家总念叨小花考个本科她有点烦,觉得自己还没想好考什么;虽然案子多的时候小花也常吐槽为什么坏人那么多,他们少犯事她也就没事了;虽然每次发工资前她的工资总花光了,还要靠大家的红包接济,但小花觉得自己每一天都是开心的。


未来什么的,对小花来说还很远。司法考试她没想过,虽然开了很多庭,判刑的依据她还是搞不清楚,但她喜欢加班,喜欢归档,喜欢考级,喜欢开庭,而重要的是:


她喜欢和大家在一起。

 


 

这是我想讲的小姑娘和老姑娘的故事。是不为外人所知的、隐匿于法院大楼深处的书记员的故事。


没有人为她们著书立说,没有人宣扬她们的功绩,那是真真正正的青春,真真正正的娇妍与鲜艳,寂寂无名地添进了法治的长卷,却不着一字,仅为底色。


但那背后的每一张面孔,或娇憨、或冷冽、或温柔、或疲惫,都无比鲜活。


我们终将被遗忘,但在这一刻,记住她们的名字吧;因为每份判决书的后一行,是司法真正的背书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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